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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7小说网www.2027xs.cc提供的《走出农村》第24章 “二月镇反”记事(第1/2页)
可是，造反派没高兴多久，代表龙门县最革命的造反派伍成玉突然被公安机关逮捕。紧接着，刘仁里、干云勇等十多个造反派头目也相继被捕。
闹热了几个月的文化革命偃旗息鼓，据说，第二批还会逮捕更多人。一时间，龙门县城乡都被恐怖的气分笼罩着，参加过造反派组织的群众惶惶不可终日。
原来，这就是著名的“二月镇反”运动。后来，公安机关又不断的抓人，到1967年三月初，听说龙门县共抓了173人。我校运动初期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史勇敢，虽然后来也没有参加造反派组织，但也被公安机关逮捕。还有几十个人被原远征军的人扣留，在他们的新团部里受到审讯和折磨。
那一段时间，凡是在造反组织担任过职务的人都提心吊胆的过日子，生怕被抓或被远征军的人逮住。
在伍成玉被逮后没几天，县委宣传部在广场组织了批判大会。组织我校师生参加大会的人，是原红卫兵总部的大队长邓德士。
大会开始后，首先是被造反派戴过高帽子游街的县委书记木易山讲话。他义正词严地说：“在广大革命群众参加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一些反革命分子跳了出来，他们妄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阴谋策划夺取我县各级党和政府的大权，现在我们把他们逮捕，并交群众批判。我们绝不能对反革命分子手软，坚决把他们打翻在地并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然后，公安人员就把被五花大绑的十多个人押上人民台，他们的胸前都分别挂有打了一个大红×的名字。公安人员首先将伍成玉押到台前，邓德士和几个人就跑过去抓住捆绑他的纯索往上抬，痛得他心惊肉颤的，但他也不喊叫。检察院的人就念伍成玉的罪行：破坏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罪，打砸枪罪，迫害革命干部罪，反革命投敌叛国罪。
念完后，邓德士和几个农民模样的人就又走过去抓住他双手，扯住他的头发，然后强迫其跪下，他不肯跪，那几人就拳打脚踢的把他弄翻在地上，然后又提起来跪着向台下的革命群众三鞠躬。完了后，邓德士和那几个人就用麦克风指挥台下的人喊：
“打倒反革命投敌叛国分子伍成玉！”
台下的革命群众也就跟着高喊：“打倒反革命投敌叛国分子伍成玉！”
然后，他们就把伍成玉拖到后台去修理去了。
第二个被押到前台宣布罪行的，是县委机关造反派的头头刘仁里。在邓德士等人把他的手往上抬和收拾他时，他却大喊大叫：
“我的妈呀，好痛哇！革命群众给我作证呀，他们打人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要文斗，不要武斗。”喊得整个广场的人的心都被揪住了，有的人就有点同情他。
他的罪行和伍成玉相仿，只是没有叛国罪。当检察院的人宣读完他的罪行后，他又高喊：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气得台上的人都跑过去揪他、打他，连县委书记木易山，都走过去指挥人把他拖到后台处治。
第三个被押到前台的是高寨公社农民造反兵团的团长干云勇，他的罪名是：犯破坏农业学大寨的反革命罪。他是一个很壮实的，皮肤有点黑的大嘴大脚的农民。只有他没受到邓德士们的打骂，他很规矩地听宣布他的罪行。
后来，台上的其他十多个人就没资格一一押到前台亮相，只是由检察院的人宣布他们的罪行。
会后，公安人员押着这十多个反革命分子，人们又在县委书记的带领下，进行了绕城一周的示威游行。这次的路线和参加的人数都和上次伍成玉他们造反派组织的打倒县委书记木易山的游行一样，不同的是上次被打倒者只不过戴着一顶纸糊的高帽，而这次的被打倒者，被五花大绑，由国家专政机关执行。
后来，公安机关又陆陆续续的抓了一百多人，但再没开过批判大会。据说监狱已容不下了，就把罪行较轻的刑事犯放了一些交群众管制，让给造反派头目们享用。
我不知道我们的团政委邹钦明到哪里去了，我想，如果他在龙门县的话，也应该被逮捕。
我的猜测没错，没过几天，县公安局的人就来询问他的情况。大家都说好多天没见过他了，一个公安人员用改刀把他锁着的箱子从后面把活页下开，再打开箱子，将里面的书和笔记本等全部带走。在走的时候，公安人员给我们寝室的人说，如果看到邹钦明就必须立即到学校办公室打电话给他们。
后来的一段时间，公安局不再抓人了，各单位就对过去参加过造反派的人进行批判教育，一般是自己写悔过书张贴在过去的大字报棚上。迫于压力，很多人都反戈一击，写了揭露过去的战友的材料和自己的认识。有严重的就被远征军总部的人弄到龙门县城最中心的地方——丁字街口批斗。
一天晚上，我和几个战友在我们的团部看省城里的造反派寄给我们的传单，突然听到外面有几个农民在问：“革命彻底”的团部在哪里？我们要抓他们的编辑去消毒。
我们赶快关了灯，走了出去，恰好和那几个人擦肩而过。我们慌忙逃走，不敢进寝室，怕被追来的人找到，我们估计一定是邓德士们的杰作。我们摸黑从寝室后面走下山坡，然后溜到龙门师范学校我的画友刘大石的寝室里躲藏了一夜。第二天我们回校后才知道，他们要我们的消毒理由很可笑：说我们办的《燎原战报》，刊头上象征光芒的线条是指向中心的毛主席相，也就是我们把矛头对准了伟大领袖毛主席。
他们找不到我们，就在办公楼外大事宣扬。和我们曾经共同奋战的烽火战斗团的胡光明把他们驳得哑口无言。最后他们才说是我们学校的红卫兵说的，但始终不说是谁，胆大包天的胡光明几个人，居然把他们哄走了，我们听到后，非常感谢我们的战友胡光明。从此，那些人再也没来找过我们了。
原来，早在远征军筹备恢复组织，外省造反派有人被捕的消息传到龙门县时，伍成玉就安排邹钦明和县剧团的造反派头目汪齐朝去北京上访。
他们两人在夜幕的掩护下，步行五十里到临近的县城乘车到了省城。在省文革接待站待了一天，没见到负责人，到第三天，省城就开始抓几大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了。见势不妙，他们连夜乘车到北京。他们的火车到了郑州车站时，就听说，有大学生到铁轨上卧轨抗议郑州地区抓捕造反派的人。
当他们到了北京天安门广场时，却意外碰到了同样来上访的两个四川老乡。他们正在交谈时，同赶来抓捕那两个老乡的警察碰个正着。警察喊着老乡的名字，叫他不要跑，然后拿出手铐。周围的群众见他们要抓一个学生，就都上去围住他们问：
“你们抓一个学生干什么？他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是我们的客人，有什么罪？”
那两个警察吱吱吾吾地说：“他们是反革命分子。”
群众说：“你们才是反革命分子！大家快把他们抓住！”
愤怒的群众就把他们抓住，并扭送到了派出所，那两个学生才得以逃脱，然后就和邹钦明一起到中央文革接待站上访去了。
接待人员说这个情况已有几个省发生了，他们正在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然后把他们反映的情况记载下来了。
邹钦明知道龙门县的警察一定也在追捕他俩，于是，他俩就分开了，各人往亲戚家去躲藏。邹钦明到他大姐家躲了二十来天，也不见形式好转，只好回家面对现实了。他预感到回来一定会被抓住，到成都时，就到理发店剔了一个光头，心想，没有头发被人抓住，会少吃一点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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